世纪西方语言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对汉学家的启发(2)

1866年，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在《每周评论》(The Quarterly Review)上撰文对法拉和马克斯·缪勒的著作进行了点评。就语言起源的问题，他批评马克斯·缪勒接受了一种先验的理论，违背了从已知推理过去的原则。倘若创造词汇的能力源于一种可以领会词汇与思想之间的相似之处的直觉，并且这种本能在完成词汇创造的任务后便退化了，那么就只能承认现今的人和最初的人不是同一个物种，有着不同的思维结构。⑥Edward Burnett Tylor，“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in February，March，April and May，1863，Max Müller，M．A．Second Series，London 1864，”The Quarterly Review119(London:John Murray，1866):423－424．1891年，当马克斯·缪勒将其关于语言科学的两个系列的讲座增订再版时，在英语学界与之争夺话语权的耶鲁大学梵语教授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1827－1894)毫不客气地指出，将创造词汇的能力归因于一种已经消失的本能，这一观点是马克斯·缪勒从一个他从未提及姓名的德国权威那里搬来的。而原始词根形成之后，是否就再也没有新的词根出现?惠特尼认为绝对不可能。①William Dwight Whitey，Max Müller and the Science of Language，a Criticism(New York:D．Appleton and Company，1892)35－36．

最难解释的问题其实不是激发人类创造和使用语言的能力来自何处，而是语言如何产生。要进行科学的解释，必须先知道人类最初的语言是什么样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为19世纪的西方学者一窥人类语言起源问题打开了另一扇窗户。如果能通过语法比较，找出最初的词根词，就更容易判断它们究竟源于模仿还是发自感叹。然而，少量拟声和感叹词如何通过类比派生出大量的词汇，如何发展成为一种语言，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毕竟在模仿动物的叫声和最含糊的语言、在重复听到的声音和最原始的表达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许多19世纪的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是一个停滞的帝国，其习俗和制度僵化在久远的过去，因此单音节的汉语也就很自然地成为语言最初状态的代表。从单音节到多音节、从无语法到具备完整的屈折形态，这个过程完全符合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逻辑。如果能在汉语和语言的起源之间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那么语言起源的问题便有了堪称科学的答案。艾约瑟想要完成的，恰恰正是这个目标。

二、艾约瑟对汉语语音演化历史的探索

根据19世纪西方学界对科学方法的认识，要想通过研究汉语来解决语言起源的问题，首先必须研究汉语语音变化的历史，发现规则并依据规则将之还原到最初的状态。早在16－17世纪，欧洲学者已经开始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语言，并注意到语言的变化和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的联系。②George J．Metcalf，On Language Diversity and Relationship from Bibliander to Adelung(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3)35－36，49－50．但此时，西方学界对汉语语音变化的历史依然毫无认识。传教士们提供的信息让学者们错误地认为汉语是一种四千年来不曾变化的语言。19世纪，随着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迅速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语言并非突然且随意地发生变化。德国语言学家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通过研究德意志方言，归纳出了著名的格林定律(Grimm’s Law)，揭示了从原始印欧语到原始日耳曼语的主要变化规则。语言遵循规则逐渐变化的观点成为学界的共识，这也启发了艾约瑟尝试通过对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去发现汉语语音变化的历史规则。

艾约瑟一生中写过很多关于古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文章，其中较为系统地阐述汉语语音演变历史的有论文《文字发明时汉语的状况》(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the Time of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和专著《汉字研究导论》以及论文集《汉语的演化——人类语言起源和发展的例证》(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文字发明时汉语的状况》是1874年艾约瑟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东方学家大会上宣读的论文。《汉字研究导论》于1876年由图伯纳公司出版。《汉语的演化——人类语言起源和发展的例证》则由1887年发表在《北京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上的一系列论文合成，1888年由图伯纳公司出版。通过以上论著基本上可以了解艾约瑟对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情况。

《文字发明时汉语的状况》似乎是目前所见的第一篇向国际学界展现汉语语音变化历程的研究论文。该文由近到古，分三个阶段介绍汉语语音变化的情况。首先是中古时代。艾约瑟指出，玄奘译经时代，平声没有上下之分。此后的一千二百年间，五分之四的浊音声母和三分之二的入声从汉语中消失了。在《广韵》的指导下，可以了解一千二百年前汉字的读音，而现代官话只有六百年的历史。但要明白汉代的语音，《广韵》则无法提供指导。其次是孔子时代的汉语。艾约瑟相信孔子所编撰的上古文献是信实的，那个时代《诗经》中的诗歌都押韵，主要以 ng、n、m、k、t、p收尾，一如现今的广东话和厦门话。汉语发展的趋势是入声的消失，公元前800年的字中有约一百个在中古时代失去了入声。汉语语音元素在公元600年前后稳定下来。①Joseph Edkins，“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the Time of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Transactions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London:Trübner，1876)100－101，104－105．最后是文字发明时汉语的状况。艾约瑟认为，文字发明以前，词的读音一直在变化。由d向s、sh、l的变化在文字发明前已经完成。从潮州话中“拆”、“治”、“茶”、“中”、“敕”、“畅”、“潮”等字的读音看，文字发明后出现了由t和d向ch的变化。浊音 g、d、b 逐渐变为清音 k、t、p 和送气清音 k‘、t‘、p‘。吴方言中保留了很多中古音的痕迹。僧侣们对佛教经典中专有名词的译法也能反映当时的语音状况。②Joseph Edkins，“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the Time of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Transactions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London:Trübner，1876)106－109．文字发明之前，k、t、p已经开始向 ng、n、m 转变。文字发明时，这一过程仍在继续，但不久便停止了，之后是入声 k、t、p 消失的过程。③Joseph Edkins，“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the Time of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Transactions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London:Trübner，1876)113．

文章来源：《真空科学与技术学报》 网址: http://www.zkkxyjsxb.cn/qikandaodu/2021/0510/772.html